鬼子六 恭亲王奕訢外号“鬼子六”是怎么来的?

奕訢与倭仁争论过后,一些人仍在背后攻击奕訢“以夷变夏”(夏即华夏、中国),骂他是“鬼子”、“鬼子六”、“六洋鬼子”(奕訢在兄弟中排行第六),骂他主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“鬼使”。

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,咸丰皇帝的异母弟弟,受封恭亲王。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,咸丰任命他为与英、法议和的全权大臣。1861年咸丰帝去世,他与慈禧密谋,发动政变,受命为议政王,掌管军机处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(又称总理衙门)。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,被罢去议政王等一切职务。旋在许多大臣请求下,复任军机大臣、总理衙门大臣等职。

奕訢在奉命议和,办理外交时,即深感要办理好外交,必须先了解外国情况,而要了解外国情况,必须先熟悉其语言文字,1862年奏请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,招收15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。这虽是一所新式学校,由于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,学生限于八旗子弟,并未遇到阻力。奕訢还主张自强,学习西方,大力支持李鸿章等人办理洋务,赶上或超过洋人,最后达到雪耻的目的。

鬼子六 恭亲王奕訢外号“鬼子六”是怎么来的?

商办开设天文、算学馆

看到洋人制造机器、枪械、轮船、行军等,无一不与天文、算学有关,上海、浙江等地也在讲求仿造洋人的轮船等事,若是不从根本上下工夫,即使学些皮毛,也无益于实用。于是在1866年12月,奕訢又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奏请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,专门学习天文、算学,招生的对象也由八旗子弟扩大到了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、五贡(恩贡、拔贡、副贡、岁贡、优贡,都算正途出身资格)、秀才,以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官员,聘请洋人教习。朝廷批准照办。

不料这件事却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。有人指出,以堂堂天朝竟要拜夷人(即洋人)为师,实乃中国人的奇耻大辱。

奕訢没有退缩,1867年1月又上一折,进一步说明开设天文、算学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,还提出将招生对象再扩大到翰林院编修、进士等人。朝廷又予批准。

这一来,可极大地刺激了道学先生们的敏感神经,引起京师内外的一场轩然大波。

3月5日,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,上折说:若以自强而论,则朝廷之强,莫如整纪纲,明政刑,严赏罚,求贤养民,练兵筹饷诸大端;臣民之强,则惟气节一端。臣民有了气节,“以之御灾而灾可平,以之御寇而寇可灭”。令正途科甲人员学习“机巧之事”,又借升官、银两以诱之,“是重名利而轻气节,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?”这无异于是说奕訢犯了“方向性”的错误,把国家引向歧途。此折虽“为一时推重”,不过他人微言轻,朝廷没有理会。

倭仁披挂上阵

过了半个月,大人物倭仁亲自披挂上阵了。倭仁字艮峰,蒙古正红旗人。道光九年进士,历任侍读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等官,是著名的理学大师。咸丰皇帝在世时,因其只会说教,不会办事,把他视为“迂儒”,令其出任叶尔羌帮办大臣,故意用违其才,将其投置闲散之地。慈禧执政以后,才把他召回北京,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,后任工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,命其教授同治皇帝读书,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不久,他在慈禧与奕訢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慈禧一边,又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。

他上奏说:“立国之道,尚礼义不尚权谋;根本之图,在人心不在技艺。”今学技艺,“又奉夷人为师”,即使学成,也不能起衰振弱。何况“天下之大,不患无才。如以天文、算学必须讲习,博采旁求,必有精其术者,何必夷人?何必师事夷人?”而且夷人是我们的仇敌,咸丰十年(1860),他们称兵犯顺,侵犯我京师,震惊我宗社,焚毁圆明园,杀害我臣民,这是“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,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,饮恨至今,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,能一日忘此仇耻哉?”科举出身的人都是国家培养的有用人才,若使他们“变而从夷”,正气为之不伸,邪气因而更盛,数年以后,就要把中国人都驱赶到夷人那边去了。

倭仁的地位远远高于张盛藻,其奏折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张盛藻。他不仅道貌岸然地大讲“尚礼义”、“在人心”一类治国的大话、空话,拿不出一点民富国强的实际有效措施,上纲上线,给对方扣上一顶忘记帝国主义侵略“仇耻”的政治大帽子,将奕訢的招生方案彻底推翻,奏请停议。

奕訢将了倭仁一军

慈禧见倭仁出面反对,把他与张盛藻的奏折批交总理衙门,让奕訢作出答复。奕訢没有被倭仁的危言耸听所吓倒,又针对他所言上了一个奏折,指出:正因科甲正途人员存心正大,不会被洋人诱入歧途,才让他们学习。倭仁主张的那一套,虽然“陈义甚高,持论甚正”,其实不过是空言,而空言不能雪耻,只会误国。如欲救国,就要正视现实,了解外国,向外国学习。最后又以攻为守,将了倭仁一军,说:该大学士既然以此举为窒碍,自必别有良图,如果实有妙策,可以制服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,臣等自当追随在该大学士之后,悉心商办,用示和衷共济。“如别无良策,仅以忠信为甲胄(古时战士用的铠甲和头盔),礼义为干橹(盾牌,指兵器)等词,谓可折冲樽俎(指外交谈判),足以制敌之命,臣等实未敢信。”

倭仁仍不罢休,4月12日再次上折,争辩说:今阅总理衙门所奏,大致谓忠信礼义之空言,不能收到制胜自强之实效,奴才以为不然。欲求制胜,必求之忠信之人;欲求自强,必谋之礼义之士。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人为师,其志行已可概见,且不说其所学必不能精,即使能精,又安望其存心正大,尽力报国?恐怕不为夷人所用的很少。而且夷人机心最重,狡诈多端,今欲学习其秘术以制其死命,他们纵然表面上指授,安知不另有诡谋?奴才所虑堕其术中者,实非过计。他仍旧坚持忠信礼义能够“制胜自强”,并在跟着洋人学习的人身上大做文章,说他们一经跟着洋人学习,就会变成洋人的走狗,不可能再报效国家。